李悦是谁的儿子陈东升 中国嘉德(含)2013年全年各场拍卖会共成交25123件拍品，总成交额达65.46亿元。虽然作为嘉德拍卖、泰康人寿和宅急送的创办者，陈东升更多地以商界精英的身份出现在各大财经的版面上。但正是因为与嘉德拍卖的不解之缘，他无疑也是收藏界的一位“大佬”。近日他的新…
中国嘉德(含)2013年全年各场拍卖会共成交25123件拍品，总成交额达65.46亿元。虽然作为嘉德拍卖、泰康人寿和宅急送的创办者，陈东升更多地以商界精英的身份出现在各大财经的版面上。但正是因为与嘉德拍卖的不解之缘，他无疑也是收藏界的一位“大佬”。近日他的新书《一槌定音我与嘉德二十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在书中以及新书发布会后的环节，57岁的陈东升畅谈他与收藏的那些年、那些人和那些事。
记者：1988年您在31岁的时候，就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社最年轻的副总编，享受副局级待遇。后来怎么下海了呢?
陈东升：我1979年考上武汉大学，之前当了4年工人。1983年大学毕业去了经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工作，搞国际贸易研究。1988年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面的《管理世界》当副总编。当时社搞了“中国500家最大企业评选”，这个评选太火了，赚了很多钱，我也见识了民族企业这一番新天地，更发现国内大企业跟世界大企业间的巨大差距。我觉得只有有了民族的大企业才可以使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决心下海开创一片新世界。创办嘉德是我迈出的第一步。
陈东升：上世纪80年代我们这些有志青年都是时时关心国际、国内经济大事的，获得信息的途径主要是看《》和读《参考消息》。我记得80年代末期《》最后5分钟的国际新闻里经常能看到拍卖现场的画面，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新闻里说，伦敦克里斯蒂拍卖行拍卖印象派大师梵高的《向日葵》创了天价。电视画面中在一个古老的建筑里，一个文质彬彬、打着领结、50开外的老者，站在高高的拍卖台上，指点江山，俯视着拍卖大厅里那些雍容华贵的男男。这种情境和当时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情境反差太大。这种太过强烈的对比敲开了一个年轻人超级的好奇心，一种原始的冲动埋藏在我心里。
1991年初夏的一天，两个朋友来找我，他们拿了一份《羊城晚报》，说陈总编你看看这篇社评文章，说中国有5000年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拥有大量的文化瑰宝和遗产，却没有一个有影响力的艺术品拍卖行。我们搞拍卖怎么样?当时这个点子触动了我脑海里电视上关于拍卖场面的记忆，我毫不犹豫地说：行啊!
由于当时工作忙，也不太清楚要办一家这样的公司应当从何做起，这件事就暂时搁置了，但是这个创意就此埋在了心里。直到1992年国家体改委颁布《有限责任公司管理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管理规范意见》，才使这个创意有了实现的可能。
陈东升：申请牌照我心里其实是做了长期打算和准备的，这事没那么容易。我们打了擦边球。因为当时文物是国家专营，公司名字里不能出现“文物”两个字，所以嘉德一开始申请下来的公司叫“中国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
陈东升：其实最困难的就是要别人接受这个概念。那个时候办企业有三种性质，国有企业，个体户、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按照所有制的性质来判定企业。我们要想办一个文化拍卖企业，要找文化部。文化部说我没见过，没有受理过这样的企业。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找到一家文化部的下属企业，由他来牵头，作为文化部的下属单位向文化部打报告这是合理的。但是我打的这个报告，企业是按照国务院颁布的有限责任公司，建立了一个有10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这是最大的一个创新，一用这个方式就去了。
陈东升：要下海就要把最优秀的资源组合起来。寇勤那个时候在文化部的下属公司当处长，经常给我通风报信。甘学军是文物局的局长秘书，文物商店、文物专家他都很熟。还有很重要的人物就是王雁南。我那个时候很有远见，我觉得国际拍卖一定要用英文，一定要跟港台打交道，王雁南正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和粤语，因为她是在广东长大的。
当年我是董事长兼总经理，王雁南是副总经理，甘学军是副总经理，寇勤担任办公室主任，就是7个人这样组建起来。去年有一个电影很火叫《中国合伙人》，我看了以后就很有感触。当初我们创建嘉德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那个状态，那个社会，真的是一样的，反正我看了有点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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