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电的种种热门话题，自然也是期间聚光灯的焦点。《中国能源报》记者近日独家专访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贺禹
▍贺禹：供给侧主要指结构调整，特别是对于解决现在的污染问题常必要的。供给侧也包括了能源行业的，就是要充分发挥清洁能源的能效。如果把整个国家看作一盘棋，我们应该把清洁能源放在更高的，少发煤电，让风电、太阳能、水电以及核电多发，从而减少雾霾和二氧化碳的排放。
▍贺禹：供给侧是核电发展的大好机遇，发展核电是中国能源供给侧的必然选择。目前来看，我国核电发展的规模还太小。截至2015年底，我国（）在运机组30台，装机2856.6万千瓦，在建机组26台（核准口径），装机2945.9万千瓦，在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的比例仅1.8%，发电量约占全国的3%，远远低于核电在全球电力供应中的比例10%。
一方面，中国核电还需在未来15年中规模化发展，新增70至100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使其在电力供应中占据相当的比例，才能有效支撑我国减排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与美、俄、韩等核电占比较大的国家对标。据我了解，这些国家核电机组年利用小时数达到8000小时以上，发挥了核电稳定、清洁、高效的特点，我们应该向这些充分利用核电的国家学习。
▍贺禹：在加大能源供给侧结构性力度，规模化发展核电的同时，还需要关注和解决这些影响核电发挥作用和效益的问题。应从政策上明确核电按基本负荷方式运行，确保核电满发、多发。
目前核电已出现不能按基荷运行的情况，一些建成投产的机组被要求参与深度调峰，甚至长时间停机备用。去年全国核电平均利用小时数同比下降437小时，降幅达到5.6%，相当于少发125亿度电，有的核电机组平均利用小时数已经低至5000小时。一座拥有2台百万千万机组的核电站，年发电量约150亿千瓦时，少发125亿度电相当于闲置了2台机组，这是对清洁能源的严重浪费。而且，从核电技术、安全、经济、环保和产业特点看，核电机组不应参加调峰，频繁地进行负荷调整。
▍贺禹：为落实我国核电“走出去”战略，实现我国核电技术的整体输出，中广核已经启动“华龙一号”技术英国通用技术审查（简称A）的准备工作。计划在今年上半年推动“华龙一号”技术正式获得A的受理，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通过该审查，同时同步完成BRB厂址前期开发所需的执照申请手续和后续建设运营所需的投资保障条件。
▍贺禹：2015年9月7日，中广核与肯尼亚核电局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基于华龙一号（HPR1000）技术及其改进技术，在肯尼亚核电开发和能力建设方面开展全面合作。在不久前举行的华龙国际峰会上，国家能源局与肯尼亚代表团达成共识，双方能源主管部门在今年将进行互访，尽快签署两国之间和平利用原子能协议、核能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目前，中广核和肯尼亚核电局已经在保密协议、在岗培训框架协议、留学生培养协议方面达成共识并各自完成报批工作，上述协议将在近期正式签署。
泰国目前已启动了对华龙一号核电技术的评审，正计划将华龙一号作为可选技术纳入泰国发展核电的“短名单”。泰国正计划派遣工程技术人员到中广核，深入学习了解华龙一号相关技术。今年3月，中广核将受邀参加泰国清洁能源展，期间泰国RATCH电力公司将邀请中广核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展示中国企业在核电研发、建造、运营等各方面的实力。
▍贺禹：内陆核电的启动时间还是要由国家来确定。“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里面特别指出要“积极开展内陆核电项目前期工作”。目前国家能源局对于内陆核电已有相关设想和规划，相关工作正在循序渐进的推进中。
▍贺禹：我们需要用科学的眼光看待内陆核电问题，中国工程院已经对内陆核电做了详细的调研和论证。值得说明的是，核电站不论在沿海还是内陆，虽然在设计要求方面有所不同，但建在哪里都是最高标准。国际上已有先例，例如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上就有32台核电站，法国卢瓦河有12台核电站，这些都是已有的内陆核电实际案例。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根据内陆特点，做好充分的前期论证和调查工作再进行建设。我希望尽快启动，只要国家批准就可以开工建设。
中国能源报：“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了核电装机目标，即核电运行装机容量达到5800万千瓦，在建达到3000万千瓦以上。您怎么看这一目标？
▍贺禹：首先我认为5800万千瓦的装机很难建成。因为2020年这一时间线年核电机组开工台数压力更大，需要增加1个亿。
此外，2030年中国能源结构中非化石能源占比要达到20%。如此计算下来，2030年中国的风电装机要达到5亿千瓦，水电要达到4亿千瓦，太阳能达到3亿千瓦，核电还要1.5亿千瓦，但是核电光建设期就要五年。所以五年发展规划常具有局限性的，至少应按照十年来规划才会更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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